批评之风回来了1图搜狐滚动2020年

批评之风回来了(1)(图)-搜狐滚动

镜头“春声同志过去长期做行政工作，主要是对事，作为常务副书记，现在你做的是党务工作，更多是对人。你做人的工作还不够深入细致，这本质上是党性原则不强的问题。”

一位发言者直言：“光美同志没有保持党员的朝气。过去你思想活跃，看问题很尖锐，但这几年，好像"老成"了很多。学生工作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我感到，你在落实政策中还是有点循规蹈矩。”

甚至，有人不客气地说道：“熹平同志是数学专业出身的领导，逻辑性很强，但问题就在于什么事情都太讲逻辑了，你还是要进一步解决好从科学家到现代大学管理者角色转变的问题，沟通、协调、体恤各种不同的事情。”

严格党内生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严肃主题下，批评与自我批评越来越“辣”，班子成员之间提出的意见总计75条。室温怡人，但大部分人的额头还是沁出了汗滴。

“讲话时和平常的语气都不一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几次提到对这次民主生活会最深刻的印象。他首先向自己发炮：我曾一度认为，从严治党落实到学校的某些具体工作中会面临两难选择，例如科研经费的管理，管得过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教师特别是学校的大牌教授们踩“红线”、受处分；管得过严，教师们无所适从，影响工作积极性。这种模糊认识，说到底是政绩观的错位在新形势下的反映。

党委副书记李萍剖析自己在学校班子服务15年，久而久之产生了自我满足的情绪，在思想上、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副校长黎孟枫坦承宗旨意识不强，对师生关心的问题，如校区资源统筹等工作抓起来时松时紧、不够持续深入。提提神，副校长魏明海指出自己对有GDP指标意义的工作更加重视，或多或少掺杂着个人的进退得失；醒醒脑，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国亚萍批评自己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认识还不够到位，在会议上对非自身直接分管事项参与讨论的主动性不够。排排毒，副校长李善民深挖疏离群众的根源，归因于缺少当好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的感；补补钙，副校长余敏斌自揭求稳怕乱的疤痕，查找到贪图安逸思想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干劲和冲劲。“我没有完全克服官僚习气。”副校长马骏给自己挑刺，“暑假期间研究生院装修，我因为在行政楼有办公室，就没有使用研究生院的办公室，也忽略了对同事的关心。直到有一天接到赶回研究生院，才发现到处是刺鼻的油漆味道，甲醛超标。那一刻我才急忙去向相关部门反映，安排临时办公地点。至今回想起来，仍感万分内疚。”

敢于栽刺，勇于自刺，中大的民主生活会“严”字当头，会前已先后开展集中学习6次，召开座谈会16场，收集意见12类202条，班子成员之间谈心谈话65次。

“总书记提到的"七个有之"，是对党建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严厉告诫。我们的班子成员中仅有3位是专职领导，其他同志都是"双肩挑"，并且大都有海外留学背景。这次民主生活会让我们对大学工作中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关于任人唯亲、排除异己的问题，学校警醒要从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入手，绝不容许搞"近亲繁殖"；关于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问题，学校警醒要在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上克服门户之见、坚持"五湖四海"……谁能说"七个有之"与高校无关？”郑德涛随手拈来一例：去年某学院引进一位“千人计划”人才，有位准备全职回国的美国教授是理想人选，但是当时几家高校正纷纷开出条件争取此人，于是学院便同意考虑该教授开出的担任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的条件。情况报至学校后，分管人事工作的副校长约见该名人才，表示中大可以在其团队建设、科研启动经费、场地配备、生活待遇等方面给予尽可能的倾斜支持，但不能承诺给予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岗位职务。“吸引人才不能靠给负责人帽子，大学不允许搞变相封官许愿、弹冠相庆。”

上次民主生活会自我批评时，我解剖自己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经过一年，感觉自己整改得不错了，可是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春声同志却认为我这思想病灶仍然未消，我往深里查摆，确实如此。“尖锐”与“和风细雨”对人的触动完全不同，“当面锣”、“对面鼓”才能增进共识。当然，前提是坦诚相待，实事求是。

不少同志感慨：这次民主生活会，就像上了一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党课，有“党味”；指名道姓，动真碰硬，有“辣味”；贴近高等教育实际和服务师生实际，接地气，有“鲜味”。最重要的是，提出39项整改任务，注重成果转化，如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704套周转房、召开600余名教师参加的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制度宣讲会，留下了“余味”。

聚焦三年前的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浙江大学拿到一张“高原多高峰少”的成绩单—作为拥有79个一级学科的百年名校，前五名拿得挺多，可拔得头筹的却不够多。

“有的领导管学科经费缺乏科学性，上半年口袋抠得死，到年底又突击花钱，"竞争式""撒胡椒面式"地下经费，应该让每个学科拿出"诊断报告"，跟踪发展、动态评估。”

“有的领导管理思路摆不脱"一刀切"，国家重点实验室缺乏专门政策和一定的经费支持，许多实验室每年评估时疲于奔命，甚至濒临被"摘牌"的边缘！”

一连三场院系征求意见座谈会，让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邹晓东很吃惊。几位院系主任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问题：学校别只忙着加强校机关的作风建设，院系机关也得好好整一整“慵懒散”的坏习气，更重要的是提升素质，提供一流的管理服务。

邹晓东说：“我原以为院系机关直接面对学生，问题不会太大。如果不是面对面，怎么听得到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以前思想没转过来，总给自己找借口，不是觉得自己去了老师同学放不开，就是被一些事务绊住脚，老是委托组织部或党办的同事去开意见征求座谈会。久而久之，自己像是"聋子""瞎子"，脱离了师生，也容易导致工作偏差。”

“过去开意见征求会，维度很单一。只是和院士、杰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代表谈，偏听则暗。”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认为，征求好意见、找准问题，首要一点就是征求对象要体现广泛性、代表性，不能以偏概全，“群众意见要全方位地听、科学地听，听取意见后认真整改，用钉钉子精神抓整改，抓出成效让师生满意，是检验民主生活会质量的主要标准。”

而就为了准备这次民主生活会，浙大先后召开13场“面对面”专题征求意见座谈会，向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院系负责人、师生代表、党外人士等征求433条意见建议；向102个中层领导班子发放征求意见表，“背靠背”地收集264条意见建议。此外，还有7次书记校长有约、来信必回的书记校长信箱—这些多维度征求群众意见的举措，为浙大开好民主生活会赢得了最鲜活的声音、夯实了群众基础。

“只有真心沉到群众中，去听他们的苦与忧，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去年12月，接到学生投诉的金德水甩掉工作人员，独自前往男生宿舍暗访，捞到了不少“干货”，“楼道里每个洗澡间只有1平方米，学生连放衣服的地儿都没有，洗完澡只能百米冲刺跑回去。”“宿舍用的四人型钢管床6条腿不平、抓地不牢，上下床或者翻个身总是吱吱呀呀，严重影响同学们的睡眠。”

变化的，除了会场上火辣交锋、会场下俯下身子的校领导，还有师生意见从激烈到理性的转变。回归的，除了领导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还有师生日益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因为积攒了很长时间，上一轮民主生活会上有的师生意见很激烈；随着第一轮整改的开始，这轮意见明显趋于理性和缓和，绝大部分聚焦在学校未来发展上。”林建华高兴地告诉。

“下个学期，我们将改革学科扶持方案、改造学生浴室、更新宿舍铁床，脚踏实地地做几件实事。”金德水表示，这样的民主生活会既是一次自我剖析，也是一回思想洗涤，更是一场精神启迪，“用"望远镜"看学校，用"放大镜"看自己，民主生活会要变成一种新常态。”

民主生活会带来了敢言能言的风气，也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重新回归。原来校领导班子开会，大家觉得知识分子脸皮薄，话前想三分，轻不得也重不得；现在大家脸皮都“厚”了不少，对别人给自己提的意见总是觉得不够辣、不过瘾。

“当我回忆起这一幕，依然会脑门冒汗。”1月6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一直自认为敬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张维维被批“官僚主义”。和他一样，尽管事隔月余，不少班子成员仍然感叹“辣味十足”。

民主生活会不只令人脑门冒汗，就连会前写对照检查材料时，也有人感到“压力很大，下不了笔”。有的同志越写越感到思想上的困惑，“我们有这么"坏"吗？平时看，我们工作起来都挺尽职尽责。”

“以前的民主生活会多少有些走形式，用成绩代替问题。现在的变化是，大家完全从思想根源上反思自己的不足，如有的同志检查自己有守摊的思想，敢于担当不够；有的同志检查自己有老好人思想作怪，不敢开展批评；有的同志检查自己有显示度的工作就多做，难做的有矛盾的就绕着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说。

在副书记张维维看来，“要找自己的缺点并不容易，其他人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他和校长怀进鹏的谈心交流远远超过了原本计划的时间，后面的同志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批评别人，更要剖析自己，不做“和事佬”。张维维感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又回来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大家出于公心，开诚布公可以无话不谈。”胡凌云告诉。

“班长”胡凌云查找的问题是，“学校现在正处于转型期，我对如何通过改革推动学校从"规模依赖"的扩张型向"目标驱动"的内涵式、前瞻式转变的研究不够，我化解难题的办法不多，攻坚克难的担当不够。”

紧接着，校长怀进鹏对书记胡凌云提出批评：“学校确实存在办学浪费现象，你作为一把手，关注不够，措施不力。比如在教学仪器方面，各院系普遍存在利用率低的问题。”

胡凌云对怀进鹏也提出批评：“这和整个班子积极性调动不够有关。你调动整个班子的积极性做得不够，和副手交流还不够。今后要注意加强与各位副职之间的联系和探讨、交流、沟通，提供班子的整体工作效率。”

常务副校长徐惠彬反思：“自己分管人事和财务，牵涉面大，我调研走访没有沉下去，联系的"官众"多，联系的群众少，考虑"精英"多，考虑普通教师少，倾听一线教师意见不足。”

实际上，自2014年初第一次民主生活会后，北航的校园里就出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为了解决师生办事“反复跑”“绕圈跑”的问题，学校设立了综合服务大厅。与师生紧密相关的135项日常事务，包括户籍、学籍、毕业生出国等事项都能在这里得到“一站式”解决。而和学生息息相关的食堂、教师们关注的住房问题、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现象，也在整改中得到体现。

一整天的会议下来，11位校领导共“收获”64条批评意见，决策科学、个人作风、如何处理学术工作与管理工作的界限……虽然汗流浃背，却也排毒养颜。

“问题提出来，是对工作的极大促进。比如"放权"这个问题，我和校长其实是希望少管，特别是具体的问题，可是最后事儿都堆在你这来了。民主生活会之后我们就在讨论用一些具体的办法改进。”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说。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质量需要提高，但实质到位不容易。比如统一认识，有人觉得我做的事情不一定要讨论，有人觉得自己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说话了。这样一来，一件事情在会议上通过了，但并不是真的有统一认识。这是工作方法需要改进的地方。

总会计师应惟伟谈心时给校长李晓红提意见：“你在和地方合作方面力度还不够大。地方愿意提供优厚的条件和武汉大学这样的高校合作，但是你担心过多的合作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武汉大学资源分散。”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在谈心时做到“三必谈”：学校主要领导同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同分管部门和联系院系负责人进行一对一谈话谈心。谈心把互相之间的看法摆在桌面上，红了脸，出了汗，却也有了直来直往的沟通效果。

“比如懂财务的教育家，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搞财务的人凡事讲规矩，比较保守。学校各院系的经费，如果只从财务工作的角度思考，很容易按照以往的惯例和数目划分。大学要优化资源配置，像学科建设，重点发展那些，那些要支持？那些要减少？你如果不懂、不思考这些，可能是个好会计，但不是一个好副校长、好高校管理者。”应惟伟说。

“班子成员前期把谈心当作一个任务，利用工作会议、随堂听课、个别谈话等各种机会，主动与教师、干部、学生甚至校友交流，听取意见。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说明他有收获。”分管党建的副书记黄泰岩说。

谈心活动让班子成员变得“敢说”了。此前，学校某部门准备提拔一名副职，由书记、校长在内5个人组成的干部小组提出用人建议，拿到校常委会，被否决。常委们认为这个职位应该由学术水平更高的人来担任。

“批评和自我批评，班子成员都受益。通过这种沟通，互相的理解和支持加强了。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要转化为下一步的具体行动。2015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入思考，围绕学校重点工作，在深化综合改革、推进依法治校等方面加大力度。”

“既有脸红出汗的严肃，又有加油鼓劲的团结。批评很犀利，但都是有利于建设，有利于个人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老传统，也是今后工作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