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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皇帝非正常死亡率比普通人高一千倍左右

2017-02-23 09:38:13

  【编者案】

  陈志武,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毕生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最近几年来,担负北京大学量化历史研究所联席主任,强调用社会科学及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爱思想网”日前对陈志武教授进行了专访,经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aer.cn)节选后刊出,全文可见微信公众号“燕南园爱思想”。

陈志武陈志武

  “量化研究发现,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比普通人高1千倍左右”

  问:近几年您开始办量化历史讲习班,您为何关注这个领域?黄仁宇先生说中国缺少“数目字”管理,做量化历史研究的时候是否是面临数据缺少的问题?

  陈志武: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印象。实际情况是,可以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的中国历史课题,远远超越我们的想象。最近几年,乃至未来,我会重点推动量化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利用,特别是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斟酌:

  第1,从90年代初到现在,现代经济学、金融学已比较系统的深入到国内主要大学的经济系和金融系。虽然还是有很多的经济系、金融系还没有和国际接轨,但是有相当多的经济学、金融学老师最少知道好的经济学、金融学研究是甚么模样,该用甚么样的方法。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继续致力于推动国内的经济学、金融学研究国际化,边际价值可能不是最高的,由于已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相比之下,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太落后了,基本上几百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做史料考据,研究个案细节,料想1些可能的因果关系等等,没有更进1步的把料想做1些证明、证伪的举措。

  第2,我们看到在210世纪,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非常丰富,特别是方法论、统计研究方法等融入到社会科学,进入到经济学已是根深蒂固了。21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大发展以后,方法论和分析框架方面提供那末多的新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历史研究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利用。

  这是两大背景,第1个背景是就我个人而言,继续去做经济、金融方面的推行,边际价值是比较有限的;第2个背景是210世纪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方面有非常多的进展,但历史学界对这些进展的了解和接受度是比较有限的。

  第3,历史档案的电子化、数据化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现在我们都强调这个大数据,那个大数据,但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历史资料的大数据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们做研究用得比较多的是中国清朝刑科题本,这个数据库将近510万份题本档案,平均每份档案有310来页。也就是说,清朝两百多年的史料中,单就刑科留下来的重案、要案,特别是命案的细节材料就有1千5百多万页。这是1个甚么概念呢?比如说1个人每天可以读1千页,就要1万5千天,大概40多年才能看完。这样大数据库,靠个人去找是不可能的。因此最近几年,我每天会安排56个,乃至78个助研在中国第1历史档案馆里面搜集资料,并建立数据库,每天8个人要做好几年才能够做完这样1个工作量。所以,大数据时期带来的研究方面的挑战,表现在要用原来读历史资料去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很难行得通的。由于这么多的资料,如果不能够利用上现在的统计、计量方法,那末研究根本没有办法做。这是为何量化研究方法在历史大数据时期,不是1个选择,而是1个必须要采取的方法,否则没有办法展开研究。

  第4,中国的历史研究1直是过度意识形态化,也是非常的定性化。这类定性的研究、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在历史研究方法上基本跟我们1直强调的科学方法相背背。所以,我们在推动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实际上1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让历史研究尽可能依照科学研究方法来做,而不是原来讲的“历史像姑娘1样,可以随意地打扮”。任何1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1个大国,特别是现在强调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如果中国自己的历史研究状态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在这边随意说、随便定性,充满意识形态化的扭曲、篡改历史,那末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就很难让人去学习和接受的。而且这对中国自己来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过去几千年,中国社会、中国人是怎样走过来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真实了解,这对全部社会未来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量化历史研究》第一、二辑《量化历史研究》第1、2辑

  固然讲这些可能太抽象,我举1个具体研究的例子。最近我跟之前的学生林展做1项研究,就是把中国从汉代早期1直到清代各个皇帝的资料建立1个数据库,最初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主要动机是想了解,过去两千多年不同的皇帝在甚么时候、甚么情况下,哪种类型的皇帝更有可能去大刀阔斧地反腐,整治官员。我们在整理吏治数据库信息进程中,把皇帝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搜集起来,比如哪1年诞生,登基的时候多大,哪1年死的,怎样死的等等。结果我们发现从汉代早期到清代,330多名皇帝中有35%的皇帝是死于非命,也就是说非正常死亡,这个几率比普通人非正常死亡大概要多1千倍左右。我们在做的另外一篇历史研究论文,发现从清代的早期到末期,平均下来1年10万个人里面有约1.5个人会死于非命。而皇帝死于非命的几率比常人要高1千多倍,所以说做皇帝以后就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末仁慈。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如果太手软,他人可能把你先杀掉了。

  所以我们想通过尽量大范围,最完全的数据搜集,通过量化的方法去做历史研究。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原来中国皇帝的行动之所以是那样的,是由于他们收益和本钱之间的权衡和普通人是很不1样的。权利大了以后,掌握的资源也多,既然你掌握的资源多了,他人想要得到这个权利的兴趣也增加了很多。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很剧烈。固然,这个研究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有很多的细节要弄清楚,比如甚么情况下、甚么皇帝,可能会被谋杀掉,或是说被他人下毒等等,还是蛮成心思的。

  很多人觉得历史研究怎样可以量化,我们真正做起来以后,发现很多的研究实际上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关于甚么皇帝1上来更有可能大刀阔斧的反腐,这个差别是很大的。雍正1上来就杀了很多官员,包括了他的弟弟,近亲也杀掉了很多。但是乾隆,自1736年登基以后1直到1745年,这10年里面基本上没有整治过官员。但是1745年以后,他就开始整治官员了,而且乾隆到中后期整治官员特别多。

  我们有几个方面的缘由可以分析:1个是新上任的皇帝,做皇帝是否是有争议,他是否是天经地义,依照以往的规矩是否是应当做太子,然后去做皇帝。如果说没有任何的争议,像乾隆做皇帝基本上没有谁挑战他,由于大家知道依照以往的规矩,他就应当做皇帝,所以大家就认了,但是雍正不是这样。另外一个是,上1任皇帝治理能力怎样样,他的在位时间,年数长短等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上1任皇帝做的时间太久,而且长时间不采取甚么行动,那末积累下来的腐败就非常严重,这样新皇帝上位后要整治的必要性就上升了。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皇帝,逾越了两千多年的不同时期、不同的朝代,这样我们做大样本统计分析的基础也就有了。所以,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变迁、制度、文化、风俗等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说中国皇帝历来就是这样,就是那样,有很多种说法,或许有些是成立的,有些是不成立的。比如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皇帝的行动方式,他们该怎样样做才会让自己的朝代更有可能繁华兴盛下去等等,到底哪些说法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真实性,哪些是根据个案得出来的不具有普遍规律的。这些是之前没有人去真正、系统的去做过研究,我们通过量化研究,通过大数据、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可以更准确的做出验证和判断。

  做这项研究的时候,我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过去那末多人去研究2104史,但没有人真正去做1个基本的数据库,统计有多少皇帝死于非命,还有年龄的散布。我们搜集整理后发现,大概55%的皇帝登基时不到23岁的,约34%是小于18岁。之前我们统计的时候,大概有1点印象,但到底哪些印象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数量是多少等等,之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现在有这么多的资料,只要在方法论上面略微有1些训练的话,就会很自然的提出这些问题,并搜集数据做1些分析。

第二届量化历史讲习班第2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量化历史研究不是要取代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问:您的数据库是公然的么,有专门的网站?

  陈志武:谁都可以查,但网站建设还需要时间。我们把2104史中和我们研究有关的资料全部找出来,其中明代和清代关于吏治反腐是最详细的。明代之前,新皇帝上来以后,他的史官将上1个皇帝的历史给写下来,但史官将上1个皇帝做的哪些事写下来,哪些不写下来,这是很主观的,会有1些偏差。但从明代开始,每一年都会记录上1年产生的事,《明实录》、《清实录》的记录就很详细,量非常大。这部份的整理我们还在延续,目前已花了几个月时间,但还没有整理完,由于5百多年的历史,每一年反应上1年的经济、吏治、社会风俗和其他等内容,有很多本材料。大家去做研究时,现代社会科学和计量方法的训练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然这么多史料放在你眼前,你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需要搜集哪些内容和信息,对研究有甚么用等等。《清实录》档案《清实录》档案

  所以,用量化的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是1件使人激动的事。现在我们通过量化历史讲习班来培养年轻的学者,未来10年,这些学者会从各个方面来展开研究。10年以后再做这类研究,难度可能要上升1些,由于最容易做的已被我们这1批学者做的差不多了。我相信我们的研究,在未来几年对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会增加许多新的内容。这1点我非常有信心。固然,目前有1点多是1般年轻学者不太容易实现的,就是需要很多经费,由于这些数据量都太大,需要要花很多的钱去雇用研究生。人大和北京大学的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我们雇得比较多,这些研究生古文比较好,明代、清代的史料很多都是手写的毛笔字,而且没有标点符号,没有1定的古文基础是很难展开的。

  问:他们是显现出来结构化的数据吧。

  陈志武:对。先提早设计好,用表格的情势,每一个研究主题1般都是好几页。

  问:用计量经济学的范式研究历史,在欧美有几10年历史。前段时间去世的诺斯是代表人物之1。目前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主流学界对量化历史研究认可度如何?

  陈志武:过去210多年,诺斯所做的研究使用量化的统计方法还是相对少的,但他使用了很多的数据,统计方法也是比较基础,我们讲习班的课程更深1些。固然,很多年轻的学者比较喜欢,也很激动,但是年长的学者,包括1些年轻的历史系出身的学者也是反对或排挤,乃至是讽刺和挖苦。我跟我的学生和年轻的学者说,这也挺好的,他们讽刺、挖苦乃至剧烈的反对,说明这对他们的研究方法是1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他们没有感觉到挑战的话,反应也不会这么激动,所以我觉得应当从正面看待他们的敌意或排挤。我非常有信心的说,最少1部份学者态度产生了改变,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可能也是反对或排挤,但是接着下来他们自己也想要知道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究竟是怎样回事。我不好举名字,之前1些大学的历史系老师对我们办第1届量化历史讲习班持有很强烈的负面观点,然后第2届、第3届,他们开始派自己的学生来学习,这也是我意料当中的。所以我很有信心,量化研究终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可以产生1定影响。

  固然,我其实不是说量化历史研究方法要取代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我在量化历史讲习班1再和学员们强调,我们不是排挤、替换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觉得传统研究方法没有把全部的科学研究进程走完。1般的科学研究方法有以下几步,第1步提出问题,第2步根据掌握的资料提出假说,第3步搜集数据、搜集资料,第4步根据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并对假说进行检验,第5步将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整理、显现为研究成果。这是过去几百年,从106世纪物理等开始渐渐推出来的1个科学研究方法。这5步流程1直到现在,只要是经历过科学训练的人都应当了解。但是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得出假定,就没有下文了。搜集数据,利用大数据、大样本,传统的历史系学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利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来检验假说更是现在的历史训练所没有的。

  近10几年,像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在量化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多的主要是在经济系,历史系也渐渐有1些人开始做。另外,用量化方法研究人类的暴力史、犯法史也比较多,但是做这些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欧洲和美国的犯法学系。固然,这不是1个太奇怪的现象,由于在个人电脑、互联网出现之前,用大数据的方法去做研究的时机还不是很成熟。

  问:传统史学的研究比较依托人的记忆力。

  陈志武:依托人工去做大样本的量化统计分析难度太大了。过去10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据库管理的完善,为历史研究引入量化研究方法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在这个背景下,首先是经济系的老师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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